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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林毅夫、陈志武博鳌交锋:供给侧改革 政府的手

一个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一个崇尚给予市场足够空间。在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三驾马车论’再思考”分论坛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以及多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过去的反思和未来的展望,给出了不同答案。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此前多年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开始在近年来出现明显下降。2015年末,政府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但随后一些经济学家以上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侧改革的失败为例提出质疑。

林毅夫对供给侧改革是过去投资驱动型思路的转变这类说法并不赞同,他认为重视供给侧同样需要投资。推进经济增长,必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这两点都需要投资。“如果投资增长做得好,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收入增加,消费随之增加,最终也会对增长做贡献。”

“问题在于谁来决定投资、消费和出口,”陈志武说。在他看来,此前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导致“三驾马车”的过度使用,最终造成投资过多、产能过剩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供给侧驱动还是需求侧驱动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政府给市场留有空间,使投资和需求成为市场自发的行为,才是转变思路的关键。”

“三驾马车”是与非

从依靠“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把握调整的方式和尺度,政府在其中应该充当什么角色,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如何平衡,各派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在谈到经济的下滑时,林毅夫指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多数发达国家经济没有恢复,进而影响的投资和出口。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出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他列举了一组数据。在“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的投资年均增长率是25.5%,在“十二五”期间(20102015年),的年均投资增长率是17.7%。“去年当我们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0%,即便把价格因素考虑进去也只有12%。消费方面,2006、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40%,2015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6.4%。”

“每一年的增长有三个来源,政府每一年都会有投资和消费,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推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在短期内,在增长的会计等式(指在会计核算中反映各个会计要素经济关系利用数学公式即数量关系的数学表达式)里面变成了投资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如果你投资增长做得好,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会相应提高,收入增加,刺激消费增长,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此,所谓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跟出口增长,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一样,如果要重视供给侧,当然也要重视投资。”林毅夫说。

主张给予市场更多空间的陈志武认为,虽然投资、出口、消费无论何时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1020年内,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多个行业产能过剩。因此,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是由市场自发产生,在这个前提下,需求侧驱动或是供给侧驱动,都会显得更有意义。

“2008年、2009年也提去库存,但当时是强调‘三驾马车’,政府主导下把需求向上推。最终的结果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比如家电行业,家电下乡政策的刺激致使一些本应倒闭的企业又引来很多投资,类似的很多行业产能不仅仅没有下降反而增加。所幸最终视线和注意力都调整,把原来的投资冲动降温,这才是政策话题转变的重点。”他说。

而供给侧改革要减少政府的干预,得到了印度转型机构(原印度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Bibek Debroy的认同。他表示,在的国情当中,供给侧改革包括要减少国有的干预,无论是通过国企改革还是金融部门的储蓄结构,以及消费的提升方面。“就需求的角度来看,如果全球经济达不到过去的表现,不能够强劲复苏的话,那么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仍然得不到出口,仍然缺乏需求的支持,如果由政府驱动消费、投资,那么债务占GDP比例就会让人感到很不舒适,这还是在没有考虑到外汇储备的情况下。”

供给侧改革的危险信号

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年2月份在公开场合曾表示出对供给侧改革实践的担心,即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业内,专家的担心。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在市场失效的地方进行投资,这个没有问题,”一同参加该场分论坛的Aditya Birla Group高级总裁、首席经济学家Ajit Ranade说,“去产能如果没有一个有体系的方法,可能造成削减过度,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做决定如何去产能,是政府还是市场机制?”他认为,对于企业破产跟退出有关的监管规则,对于失业和再就业,以及保险保障等方面应该由政府做决定,但去掉什么样的产能、谁来决定是主要的问题。

经合组织(OECD)G20协调人Gabriela Ramos在现场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政府要发挥监管的作用,但是企业的准入和退出不是政府应该发力的地方,应该让这些行业的企业驱动,改变现有的激励机制。他以的国企举例,称要进行国企的改革,就要把他们与当地政府过命的关系切断,建立市场的纪律。

在另一场媒体见面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同样谈到供给侧改革当中政府驱动和市场驱动的关系。他对《》表示,两者并不矛盾,政府主导推进的供给侧改革,也是市场化的改革。很多情况下,如果政府不去推动,市场很难工作。还有一些情况,比如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单靠市场难以做到。

但是同时,黄益平也提出了二者最重要的矛盾点,就是政府是否在某些时候不完全按照市场的信号做事。“我们要反对的是,比如要化解过剩产能,从发改委自上而下,层层划定目标,这就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这种下指标式的方法,不能具体细化到每一个县市、甚至乡镇,否则就违背了市场规律。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样做的风险还在于,极容易滋生腐败。”他说。

供给侧改革中的股市和楼市

的股市是否也需要提高效率?大多数专家的答案是肯定的。

“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是,发展一个有深度的、可靠的资本市场,政府的角色就是要让股票买卖以及企业IPO,变得公平公正。但如果政府的监管机构管理股市时有一个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偏向,就会鼓励上市公司以更高的价格去上市。比如,对于证监会主席考量的指标总是上证综指涨了多少,这些做法实际上牺牲了投资者的利益。”

Nicholas Lardy认为股市的改革非常明了,一是上市过程市场化。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券商在公司上市过程中起很大的作用,而不是真正由市场或者证监会提出的法律程序进行;二是需要真正的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进入;三是更多的透明度。

林毅夫则认为,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场改革,跟股市相关度并不太大。70%的就业、60%的生产,农业或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股市不是为他们服务的。需要加深金融机构的改革,让金融机构能够服务这些群体。

跟股市相比,楼市跟供给侧改革的相关度更为密切,因为从去年开始的房地产深度调整,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去库存。但与此同时,由于房地产在角色的特殊性,调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诸多复杂因素。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新房成交量创2010年以来同期新高。其中深圳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增幅高达183%。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34365元/平方米,同比上涨46.2%。北上广深4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同比增幅分别为31.5%、24.2%、8.2%和74.0%。

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去库存,但更多的担忧来自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对此,陈志武“非常担心”。“从今年年初以来,地方政府在放宽各种限购政策,允许购买多套住房,首付率降低,甚至有些地方零首付,正在朝着次贷危机的方向走。而做大房地产泡沫的原因是,太多的地方政府,过去一年当中他们的财政状况很困难,如果房地产市场下滑太多,土地出让收入占很大比重的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挑战会更大,银行体系也会遭受挑战。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房地产高热被视作是唯一的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他说。

林毅夫也表明了房地产市场的两个立场:一是,房地产行业仍然是的支柱性行业。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56%,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都超过80%,未来城镇化带来的需求是巨大的。但目前来看,买房的人群除了刚性需求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投机。如果有太多投机性的买房,房地产市场就会触发泡沫,进而触发金融危机,“这确实值得谨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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